血胆蛊婆脸色发青，闭了嘴，等待楚楚吩咐。

楚楚淡淡地说：“不要小看了汉人，诚如外界舆论所说，一个汉人是一条龙，三个汉人是一条虫，说的就是汉人窝里斗的特性。但是，你应该知道，昔日三苗之主率领蛮族、兽族、水族征战炎帝、黄帝于中原，兵力之强，无以复加，最终为何一败涂地？连‘战神’蚩尤都遭斩首，苗疆勇士再也不敢踏足中原一步。直至汉唐、两宋、元明清之时，苗王也只能向中原俯首称臣，年年进贡……我说这些，不是重提苗疆屈辱的历史，而是告诉大家，绝对不要小看你的敌人，否则的话，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的祖先蚩尤是何等的盖世英雄，其下场如何，大家都看得见……”

我是汉人，听她们主仆两人如此对话，不禁有些尴尬。

楚楚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满含歉意地向我躬身：“大哥，我不是有意提起这些，只是教下人们做事。”

我摇摇头：“楚楚，你说得很对，这道理对汉人、苗人、天下各族人都适用。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连过去的历史都理顺不得，那么等待这一人、一族、一国的命运，就真的只能是毁灭一途。你这么年轻，能对人性认识得这么透彻，也真的很不容易。”

楚楚笑了笑，挥手吩咐血胆蛊婆：“你去，马上把殡仪馆那边的影像资料送过来，我和大哥研究研究。”

在楚楚面前，血胆蛊婆不敢放肆，向我们两个各行一礼，然后开门走出去。

关于“蛊”这种奇术，古今中外传闻太多，最后已经到了怪力乱神的地步。

所以，我在这里只举自己看过的有据可查的资料来解释它。

最早关于蛊的文字记载来自于殷商时期，殷墟甲骨文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对蛊的制作过程作了，即在一个“皿”形的容器中放有多种毒虫。

之后《隋书?地理志》中记载：“造蛊，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

李时珍集毕生精力所著《本草纲目》“虫四部”集解引唐代的陈藏器原话记载：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

宋代郑樵《通志》中记载：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

宋代严用和《济生方》中记载：经书所载蛊毒有数种，广中山间人造作之，以虫蛇之类，用器皿盛贮，听其互相食啖，有一物独存者，则谓之蛊。

明代楼英在《医学纲目》中记载：两广山间人以蛇虺、蜈蚣、蜒蚰、虾蟆等百虫，同器蓄之，使其自相食啖，胜者为灵以祀之，取其毒杂以菜果饮食之类以害人妄意要福，以图富贵，人或中之，证状万端，或年岁间人多死。

清张泓《滇南新语》中记载：蜀中多畜蛊毒，以金蚕为最，能戕人之生，摄其魂而役以盗财帛，富而遣之，谓之嫁金蚕。”传说金蚕蛊形状像蚕，通体金色灿烂。他这种说法应该是援引自唐人资料，因为唐代人认为金蚕蛊“屈如指环，食故绯锦，如蚕之食叶”，故民间称之为“食锦虫”。

自古以来，中原人一直都是谈蛊色变，并且连带对于苗疆人也一向都敬而远之。尤其是在古代，官场对于苗人下蛊深恶痛绝，并因此引发过无数次恶性事件。由此可以看出，苗人一直在中原不受欢迎之极。

到了现代，在唯物主义的思想风潮之下，蛊这种东西对这个世界渐渐失去了震慑力，因为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先看到再相信，绝对不会将虚无缥缈的东西传得尽人皆知。蛊发挥威力的时候毕竟是少数，偶尔有些“中蛊”事件发生，其起因也被解释为细菌传染、突发疾病之类，连死者家属都不愿意去追踪其特殊原因。

于是，蛊越来越被掩盖，被现代的西洋医学以各种让老百姓相信的原因解释过去。

此刻，如果换了另外的人单独面对苗疆来的楚楚，只怕早就双腿颤栗，恨不能多路逃之。可是，我没有这种担心，只因为我从楚楚眼中看到了一种真诚的希望之光。

实际上，按照哲学家的理论，生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内心深处都存在一种找到知己的真实需求。这种需求有时候是显性的，有时候是隐形的。但是，或多或少的，人类都在毕生进行着这样的寻找。

现在，我从楚楚眼中看到了她的孤独，也看到了她每次注视着我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