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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辆装甲车早已在半夜时分拖着破旧的车厢回到了车库。月亮照在车窗子上，光线轻柔，这月光照在床上就像是在床上铺了一块江蓝色的被单。房间里月光照不到的地方变得昏暗不明，台灯在墙角那儿的桌子上投下一圈亮光。

丽达把头低着，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她用那支细细的铅笔写道：

5月24日

我又想把一些印象写下来，前面又是大段的原因，一个半月来一个字都没写，只好让它画着大段空白了。

怎么挤得出时间来记日记呢？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才能动笔。一点儿都不想睡。谢加尔同志就要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了，大家知道后都很舍不得他，他确实是我们的好同志。我们之间的友谊是那么珍贵，这一点现在我才意识到。他这一走，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就办不下去了。昨天，我们就在谢加尔那儿检查那些“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直到半夜。阿基姆——共青团省委书记来了，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处处长图夫塔也来了。我很讨厌这个人，他是那么自以为是，还以为自己有多博学多才呢！谢加尔非常兴奋，脸上红光焕发，他的学生保尔在党史方面将图夫塔驳倒了，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还真没白费。保尔的学习效果那么好，可见以前在他身上下的功夫还是值得的。听说朱赫来就要到军区特勤处来工作了，可不知道他为什么调动。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保尔托付给我。

他说：“我起了个头儿，你就坚持下去吧。千万不要中途放弃，丽达，你与保尔都有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地方。这个小伙子至今还未摆脱他的盲目性，仍是靠着强烈的感情在生活。他往往会因为这些旋风式的感情多走弯路，凭我的了解，我相信你，丽达，可以成为他最合适的指导员，希望你能成功。我到莫斯科之后，你可千万别忘了给我写信。”

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也来了，他，我在部队里就认识了。

明天杜巴瓦就要带保尔来我这儿学习了。杜巴瓦呢，他是个中等个头，体格强健，肌肉发达的年轻人，他于1918年入团，1920年入党。上次有三个委员因为加入“2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杜巴瓦就是其中之一。教杜巴瓦学习是件很麻烦的事儿。每天他都会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来打乱我的计划，他还常常与我的另一个学生奥莉加发生争论。第一次学习的那天晚上，他就不断地打量奥莉加，从头到脚，说：“我的老妈妈，你的军装可不齐整啊！马裤、马刺、布袋衣帽和马刀还缺着呢！你穿得真是不伦不类！”

奥莉加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我只能充当和事佬。不过杜巴瓦像是保尔的朋友。

困了，那么就写到这里吧，我该去睡觉了。

太阳炙烤得大地昏昏欲睡。在太阳的暴晒下，车站天桥上的铁栏杆变得火烫。人们也被烤得没有精神，无精打采地慢慢地挪上天桥。他们不是游客，而是从铁路工厂区到城里去的工人。

保尔就站在天桥的最高一级台阶上，他一眼就看见了丽达。比保尔早到的她此刻正抬头看那些从天桥上往下走的人群呢。

保尔走向丽达，但停下了步子，在离她侧面两三步远的地方看着她。丽达丝毫没有发现。保尔带着好奇的眼光，默默地在旁边观察丽达。她穿着条纹衬衫，配蓝布短裙，一件软软的夹克被她随意地搭在肩上。丽达的头发很蓬松，脸蛋黑黑的，微仰着头站在那里，在强烈阳光的照耀下不自觉地眯缝着两眼。这是保尔第一次以这样的目光注视丽达——他的老师与朋友，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丽达不仅仅是团省委的委员，而且……不过他在觉察到自己这种“邪念”后，立刻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于是他赶紧与丽达打招呼：

“丽达，我看了你一小时了，可你却没有看到我。我们快走吧，火车都进站了。”

他们两人就向站台的入口处走去。

就在昨天，省委决定让丽达作为省委的代表出席一个县的团代会，而且让保尔陪她一块儿去，以协助她。他们一定得在今天就坐车出发，但这时去有困难。因为车次很少，发车、进车站被一个五人小组节制，他们掌握全权。所有的出入口都被这个小组派出的值勤员把持住了。列车上拥挤不堪，只有十分之一急于坐车的人能够坐车离开，没有人愿意等下一趟，如果运气不好，这一等就要再多耗好几天。于是检票口涌满了旅客，都想挤上绿车厢。车站在这些日子里被人们围了好多层，水泄不通，人们甚至常常为此扭打起来。

尽管保尔和丽达拼命往前挤，他们还是进不了站台。

这里的每一个出入通道保尔都非常熟悉。

他带着丽达穿过行李房，到了站台。他们费尽周折，这才挤到了四号车厢的门口，车门口早已围了一大堆人，只见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正在阻拦人群，苦口婆心地规劝：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车厢里早已全满了。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和车顶上，按规定是不准站人的。”

人们还是向他拼命挤去，如同疯了一般。他们还边挤边把五人小组发的四号车厢的乘车证伸到鼻子前看了看。人们在每节车厢的门前咒骂、叫喊、挤撞。这使保尔明白，这次如果按常规等的话，他们就压根别想再乘上这趟车了，但是他与丽达又是非上不可，否则团代表会就没法开了。

保尔想出了个计划，把丽达叫到一边，说给她听：让保尔先挤进车厢，然后他再打开车窗，丽达呢，就从窗口被他拉进去，现在只能这么办了。

“你的皮夹克递给我，现在它可比证件有用多了。”

保尔把她的皮夹克穿在身上，又在皮夹克的口袋里装上了手枪，他还有心让手枪的枪柄穗儿露在外面，他将食品旅行袋放在丽达的脚边，就一个人向车厢走去了，他一把推开旅客，毫不客气地伸手抓住了车门的把手。

“喂，同志，你想干嘛？”

保尔回过头看了看矮矮壮壮的肃反工作人员。

“我是军区特勤处派来检查上车的人是否持有五人小组发的乘车证的。”保尔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他，不容人怀疑他的权力。

工作人员瞥了一眼他的口袋，拿衣袖擦去额上的汗水，只好说：

“好吧，你就挤上去检查吧。”

保尔就这样用手臂撞，用肩膀顶，用拳头打，这才往里头挤了进去。甚至有时，他到了不得已，只能斜空着身子，抓住上层的铺位，踩着别人的肩头过去。他终于在一片骂声中挤到了车厢的中央。

保尔从上往下踩，一下子就踩到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他被那胖女人大骂道：“你这个挨千刀的，不知道脚放哪儿了吗？”这个胖女人，至少有七普特重，只得勉强挤靠在下铺的边缘。一只装黄油的铁桶还被她夹在两腿之间。几乎所有的铺位都被这类铁桶、板箱、竹筐塞满了。人们在闷热的车厢里简直要窒息了。

保尔假装没听见胖女人说的脏话，问她：

“这位女公民，请你出示乘车证。”

胖女人瞪了一眼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反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