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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以前在另一所小学上学，从上一年级开始就表现出不安分。上课满教室乱跑，谁都管不住他，课堂经常被搅乱了，弄得老师无法上课。他总是无端地攻击同学，恶劣到把同学的头摁到小便池里，用蚊香烫同学。至于把同学抓伤就更多了。这遭到很多家长的抗议，原来的小学实在没办法，要求他转学。他上二年级时就被转到了现在的小学。
但转学后情况丝毫没变，新学校也没办法，只好让他的家人陪着他上学。他奶奶每天影子似地跟着，寸步不离。上课时和他同坐一个桌子，摁着不让他起来捣乱；下课了抓着他的双手在走廊里，不让他和别的同学玩，怕他伤害别的同学。这个孩子在学校很出名，连校长都发愁，不知该拿他怎么办。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孩子是在教室走廊里，下课后同学们都活蹦乱跳，三三两两地玩。只有他，双手被奶奶紧紧地钳着，什么都不能干。看样子他时刻想挣脱，但又挣不开；眼睛看着别的同学，似渴望又无奈也有敌意，像个小囚徒。
他的班主任很肯定地认为这个孩子有多动症，告诉我说，他家人带他到医院的精神科看过，这是医生诊断出来的。医生要求他吃药，并说要至少服用三年。他吃了三个月，没有一点效果，而药又很贵，爷爷奶奶可能是出于经济上考虑，给他停药了。老两口只有一人有退休金。和这个孩子以及他奶奶简单聊过几句后，不知为什么，直觉认为男孩应该是个正常孩子。后来了解了一下他的家庭，基本上肯定“病因”就在他的家庭教育上。男孩父母是未婚同居，他出生后父母就分手了。男孩的妈妈是来自南方的一个打工的女孩，回了南方后，从此杳无音信；他父亲不知在哪里混日子，行踪从不告诉家里，半年或一年回家打个照面，根本不管孩子。男孩的爷爷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当年对自己的儿子非打即骂，现在又用对待儿子的方法来“教育”孙子，尤其把对儿子的不满经常发泄到孙子身上。他的奶奶则是整天包办孩子的一切，又成功心切，恨不得把孙子培养成个人才，来弥补儿子给家庭带来的羞愧，所以整天要求男孩要这样要那样的，还时常数落他。
在这样“野蛮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个小野人。看到男孩这么小，已像个坏蛋和囚犯似地活着，我非常心疼这个孩子，觉得如果不想办法改善，他将来只能有两个去处，监狱或神经病院。于是对他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心理矫治工作。
但我并不是直接给孩子做“思想工作”，而是从消灭“病根”做起，把主要功力放在改善他的生存环境上。
男孩的真正监护人和抚养人是他的爷爷、奶奶，所以我的主要工作对象是这两位老人。在初期，频繁地和他爷爷奶奶谈话，后来也定期和他们接触。我的工作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他们不打骂孩子，尊重孩子，不要给孩子压力。这一点要求看似简单，实则两位老人很难做到，他们已习惯了以前的教育方式。我就反复给他们讲，让他们明白粗暴的教育方式和孩子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规则的形式确定一些基本的行为原则。同时从细节上辅导他们如何和孩子相处，如何和孩子说话。
改变成人比改变孩子困难得多，但不改变成人，孩子就不可能改变。整个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对他们情绪的把握，首先让他们接受我，对我没有情绪上的抵触，继而接受我的观点。两位老人慢慢开始信任我，再加上我不断的工作，终于促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教育方法和孩子的问题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逐渐改变教育观念，放弃了原来粗暴的方法，不再打骂孩子，孩子随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我还经常找孩子的班主任，尽量改变班主任对孩子的看法，让班主任相信他没有病，是个正常孩子。我和班主任一起想办法，通过让孩子为班里做点事来制造孩子的成就感，对他形成肯定与激励。当班主任不再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孩子时，班里的同学们也跟着改变了态度。
我也和这个孩子有几次交流，我和他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动画片和画画，因为他喜欢这两样事情；还互相讲故事讲笑话。我还邀请他和他奶奶到我家里玩，并把他给我画的画儿贴到我家墙上。他只要来到我这里，我就让他感到自己是个非常正常的孩子，让他在情绪上愉快而放松。这样，孩子和我相处几次后，不仅没有敌意，甚至产生了情感依赖。当我确信我和孩子间已建立起友好信任的关系时，适时地向他提出了不许打人，上课不许下座位的要求。他接受我的意见时，丝毫没有勉强，他的眼睛里闪现着愉快和幸福的光泽。
我的工作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四个月后，男孩就不需要有人跟着上学了，他开始有了自我约束力，不再主动攻击别人。一年以后，男孩就再也不打架了。论打架能力他应该还很强，但他似乎有比别的孩子更强烈的避免冲突的意识。有两次别的同学打他，他居然能做到抱头蹲地上忍着。
我分析他的忍耐力可能来源于他非常珍惜自己“是个正常孩子，而不是有病儿童”这样的改变；即使偶尔挨打，也比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好。现在这个孩子马上要升入小学五年级，学习成绩中等，在纪律等其它方面都完全正常了。他的一双小手再也不需要被大人钳住，他获得了自由，真正有了同学和朋友。这个患有严重“多动症”的孩子就这样痊愈了，这让我对“多动症”有了更多的疑惑。
2007年夏天，国内权威报纸之一《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记者赵新培的《多动症儿童，暑期就诊增三成》一文。文中引用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郑毅教授的话说“北京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的发病率已经高达4%－5%”。2007年10月7日，同一张报纸上又刊登一位叫朱珠的人写的《儿童多动症，告别红处方》，称“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学龄儿童的多动症患病率为4.31%－5.83%”。按照这个比例算下来，估计全国共有患儿近2000万！我又从网上查了一下相关资料，资料显示近年世界各国都有儿童多动症的发病统计，一般从4－14%不等，例如美国的发病率为10－20%，个别国家甚至统计为40%——什么疾病的发病率能达到这么高呢，传染病也不至于此吧。这么大面积发作的全球性公共疾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
这时我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德国自然科学家、最佳医药记者耶尔格·布勒希的《疾病发明者》；另一本是美国著名记者兰德尔·菲茨杰拉德的《百年谎言》，这两本书都用翔实的资料和和透彻的剖析，揭露了现代医药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陷阱”与“黑幕”。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儿童多动症”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无端地被制造和扩大化的“疾病”。
看完这两本书后，我又上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同时重新翻阅了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神经病学博士蒙台梭利的教育论著，把所有的资料综合起来，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认识——也许不能绝对地说“儿童多动症”这个病不存在，因为它到目前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事；但就目前的诊断概念来说，它是不真实的。当下对该疾病的诊断如同把所有咳嗽几声的人都断定为肺癌患者一样毫无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多动症”是个谎言。
一、从名称的变迁，看疾病的无中生有
现代医学的发展，使人们企图用医学解释一切需要改善和校治的现象。孩子“不乖”自古就令许多人头痛，于是这个问题进入了医生们的视野。
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的1845年，法国精神科医生霍夫曼写了一本书《蓬头彼得》，描写了一个活动过度的儿童，这提醒人们对儿童躁动不安现象的关注。一个世纪后的1947年，有专家猜测少数儿童过度活动是由脑损伤引起的，故将该现象命名为“脑损伤综合症”。
由于这样定义不足以解释大脑从未受伤的孩子们好动的表现，脑损伤之说行不通，就有人提出这是“脑轻微损伤”的结果。可是，“脑轻微损伤”说在许多儿童的生理检查中根本找不到，在成长过程中也无迹可寻，这样命名也行不通。于是，就离开大脑，提出“行为功能障碍”——这个名称回避了病因不清的尴尬，只是以“表现”来命名。可这个名称由于概念太模糊，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禁止。
但儿童行为不乖已被医疗界认定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
1962年一个国际儿童神经科学工作会议决定在本病病因尚未搞清之前，暂时定名为“轻微脑功能失调”（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简称MBD）。1980年，美国公布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将此命名为“注意缺失障碍”（Attentional Deficit
Disorder，简称ADD）。最后，在1987年，美国精神科医生发明出现在最广泛的名称“注意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从名称的演变可以看到，病症名称产生于猜测，又随着人们对猜测的怀疑而调整。逐渐由硬性特征过渡到模糊特征，由可察性过渡到不可察性。它不是由于深入研究探索而使事情向真相靠近，只是为了保留猜测的合理，让名称变得有更大的解释空间。
这种名称的演变实现了两个目的，第一摆脱诊断学上的尴尬；第二成为普遍适用的病症。
由于疾病本身尚属猜测，如何诊断就成了问题。但现实是，很多孩子被言之凿凿地确诊为患了“注意缺陷多动症”（ADHD）。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病是怎样被诊断出来的。
二、诊断上的轻率与简单
从资料来看，“多动症”检查基本上都是主观判断，很少有客观依据。有的医生也会做脑神经检查和生物指标化验，但这些对大多数体格无明显缺陷的儿童无意义，且各项生化指标与病症的形成关系也属于猜测，不具有切实的临床诊断意义。
我问了几个被诊断为有多动症儿童的家长，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接受的诊断手段都差不多，主要是医生向家长询问情况，和儿童的谈话，并对儿童行为进行观察；另外使用“诊断量表”，根据量表得分，判断孩子是不是多动症。
量表似乎是一种客观诊断手段，它最能让人相信医生诊断的准确性。真是这样吗？
下面三个量表是被国内多家医院及中国儿童健康网、儿童博客网和中华育儿网等相关医疗网站采用的。为了说明问题，请原谅我不厌其烦地把它们罗列在这里。美国简化康奈尔儿童行为量表（每项视程度不同打0—10分，下表同）
1、活动过多，一刻不停
2、兴奋活动，容易冲动
3、惹恼其他儿童
4、做事不能有始有终
5、坐立不安
6、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