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激烈的“理”与“情”的斗争，也在潘金莲身上和人们对潘金莲的评论中体现出来了。
潘金莲相识了西门庆，对情欲的追求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整个社会要求潘金莲自觉处于一个女性应该处于的受支配的地位。而潘金莲则极力挣扎着、反抗着。她要争得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某些（还不是全部）幸福（还不是权利）。
潘金莲与西门庆在王婆家中私通的那一段不长的日子，可以说是她感到最幸福而又自在的时刻。尽管她心中有“做贼心虚”的心理，回到家中，感到对不起武大，但一旦与西门庆搂抱到一起，她就处于极大的快慰之中，没人管束，也无人指责。这种幸福与自在，竟使她对将来的道路作出了重大抉择，成了她下毒手谋害武大的巨大动力；这种幸福与自在，竟使她对将来成为西门庆的妾的生活产生了幻想；这种幸福与自在，也使她不时地产生出同时代的女性，尤其是为人作妾者都具有的恐惧心理—恐弃，乃至进一步产生出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的嫉妒心理。
幸福总是短暂的。为挣脱命运的摆弄最终却又陷进被摆弄的命运之中。
成为西门庆的第五个小妾，虽然安定感代替了恐惧感，但约束感也代替了自在感。西门庆并非不宠爱她，但正房大娘在地位上的压力，众妾之间相互的嫉妒，都使潘金莲感受被支配、被压抑的郁闷和痛苦，甚至连妓女与家中的女仆都造成了对她的威胁。事物总是这样产生悖论：西门庆可以选择她，也可选择别人；西门庆在色欲上的贪图，给她带来幸福，也会给她带来痛苦；你要接收西门庆，就必须接受西门庆的一切。潘金莲再也没有在王婆家与西门庆私会的那种感觉，也得不到像过去和武大在一起时那样的一夫一妻的生活，现在办事说话都要看人家的脸色才行，否则便会掀起家庭风波。她在西门庆家得到了在武大家得不到的东西，然而也失去了只有在武大家才能得到的东西。
如果从这个时候起，潘金莲能像孟玉楼那样，安分守己，知足而乐地生活下去，在西门庆家分得自己作为一个妾所能得到的那一份物质和情感，她也许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然而她不是这样的女子！这位个性极强、感情与性欲都极旺且又不甘居被支配地位的女子偏偏不愿安分守己，不愿忍耐承受郁闷与苦恼。她的个人选择已使她进入了惯性轨道。过去，她为了得到西门庆，得到幸福，可以把武大毒死；现在，她为了得到西门庆的专宠，不失去幸福，也可以造成他人之痛苦，谋害无辜之性命。潘金莲不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潘金莲愿意别人把幸福建立在她自己的痛苦之上？“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这是潘金莲的一句话，这是她的人生价值观。
西门庆与瓶儿幽会，金莲是最早发现者。瓶儿的长相、身材并不亚于自己，皮肤还比自己白几分，又是个有一笔大财产家私的女人。金莲心中很清楚，这位未来的“六娘”的一切都将成为夺取自己目前受宠地位的潜在条件，但是直接阻止西门庆的幽会和后来的纳妾都是不可能的，弄得不好会失去西门庆对自己的欢心，她只得见机行事走着瞧。她对西门庆提出的三个条件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手段：“头一件，不许你往院（妓院）里去；第二件，要依我说话；第三件，你过去和她（瓶儿）睡了，来家就要告我说，一字不许瞒我。”
可是事情并没有按金莲的意志发展，瓶儿一进西门庆家便把金莲好不容易维系下来的局面打乱了。瓶儿无意夺宠，但是瓶儿的长相、钱财，尤其是在待人处事上与金莲的刁滑和刻薄相反，显现出来的温和与大方、伶俐与真诚对金莲的地位都是极大的冲击。在夫妻（妾）关系上，瓶儿不只是以性行为的快感来拴住西门庆的心，更多的却是劝夫为业行正，使西门庆感到瓶儿有特别的“可人心”之处。于是，瓶儿至少分去了西门庆的一半的宠爱。更令金莲头痛的是瓶儿偏偏和自己都住在花园里，在金莲看来，简直就是刀枪对阵了。金莲伺机找岔寻衅，冷言热讽，挑拨离间，指桑骂槐，无事生非。偏偏瓶儿宽宏大量，忍气做笑应付一切。随着瓶儿怀孕，生官哥儿，瓶儿的地位已经达到了与月娘并肩的程度，西门庆差不多已是丢下金莲去关顾瓶儿与官哥儿。金莲不仅不能专宠，还有可能被弃。内心的担忧与恐惧终于使她一方面与陈经济调情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对付瓶儿，直至用心驯练雪狮子猫吓死官哥儿，促使瓶儿早夭。
与瓶儿的关系是这样，与宋惠莲、如意儿的关系也是这样。瓶儿死后，与月娘之间的冲突仍然是这样。潘金莲的所作所为，就其本身的现象来看，可谓之伦理道德中的“恶”，可以诘之以“岂有此等反抗之理”，然而就其实质来看，却正是一个重压之下的生命的拼力挣扎。这并非“反映了原始性的人性毁灭”，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不以时代的道德规范为桎梏，而以谋求正常的夫妻生活，谋求正常的情欲需要的活生生的人性再现。
我们还记得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的悲惨一生会使所有的读者震动，会引起所有的读者的同情，人们会痛斥她那个专制的丈夫卡列宁，会咒骂她那个薄情的情夫渥伦斯基，会批判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其实，潘金莲的命运遭遇同这位俄罗斯上流贵妇人是大同小异。大同所在，都是自己作了个人选择，要拼力挣脱传统和时代强压在自己身上的重负而去追求自己的世界，小异则主要表现在各自的表现方式和谋求目标的手段上。安娜·卡列尼娜是以她特有的上流贵妇人的典雅和有修养的姿态，以上流社会特许的情人方式去获得自己暂时的幸福与满足。潘金莲带着中下层市民的俗欲和粗陋，在不允许的家庭环境中工于心计，不择手段。这种相异之处，导致了两个本质相同的人物却遭遇到现代人截然不同的褒贬。
潘金莲死得很惨。打虎英雄武松为兄报仇，把他那一身武艺与力气使在这个“恶”女人身上。我们在谈“武松杀嫂”一节时，人们一方面会认为潘金莲该死，一方面也会认为不该如此惨死。但是潘金莲更甚的悲惨是在她死后，传统的道德审判已使她零割碎剐了数百年。肉体的死是片刻的痛苦，精神上的凌迟则是潘金莲这个女人更惨的下场，也是中国妇女悲剧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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