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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儿子说了他不会做赔本买卖，那么肯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曾垂普也解开了心结，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他不得不承认，曾凌风的几个投资意向都是真正的有大功利的，而且，这大功利还是面向最基层的百姓。

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农业史，就是一部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历史。

建国之初的农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950年，根据“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国家作出了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的决定，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以治淮工程为起点，新中国在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本世纪50－70年代，我国扭转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就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可以抗旱，二是可以防洪排涝，三是可以改良低洼易涝的盐碱地；并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名言。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60－70年代，在农闲时，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这些在农村村边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只可惜从此之后的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吃那时的老本。

80年代后，国家对农民最重要的沟塘渠堰却被忽视。这么多年下来，许多乡村的贮水设施都已被注淤平了，起不到贮水的作用了。

80年代之后，“沟塘渠堰”被遗忘。广大农村曾经水质清澈、维护良好的水塘与灌溉系统，由于无人组织，单户农民也无力修整河塘与灌溉系统，因此年久失修而积满淤泥，成为臭水沟或者完全干涸。这些原因，导致1990年代以来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成灾率不断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全国大面积的耕地重新回到靠天吃饭的历史，一旦碰到干旱，则无能为力。

对于这样的局面，曾垂普也有认识，也是非常忧心的，出身农民的他自然清楚这其中的危险。只是，对于这样的情况，他却是无能为力，也只是在他的辖区丹兴做了一些尝试。

而作为重生者的曾凌风对这样的情况更是忧心如焚。

曾凌风的前世是经历过2010年的那次西南五省的大干旱的。

当时上万座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库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中国的农田水利工程多数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设施老化、功能衰退。

我国地处亚热带季风区，虽然有干旱和湿润的交替，但气候干旱可能长期存在，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抗旱防洪排涝是解决水资源安全的途径，水资源高效利用是水利（电）建设的目的。

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南涝北旱的自然格局，水利建设和水资源高效利用应该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长期进行固定投资，并进行水利建设和农田节水灌溉建设立法，以彻底解决靠天吃饭的局面。特别是将南水北调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特别是大西线调水，作为未来百年的发展目标，让我国有70%－80%的耕地可以实现节水灌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御干旱和洪涝灾害，平衡人口增长、土地面积减少、粮食需求增长的矛盾。

南方地区降雨量大、气候湿润，群众靠天吃饭的意识根深蒂固，患（洪）水害的意识高于抗旱节水的意识，对水资源高效利用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工程节水、农田节水建设不够重视，节水灌溉公司和企业少。

同时，南方多为丘陵山地，降雨多，水土流失严重，山坡地土壤瘠薄，抗旱能力差；许多地区为石质山地和喀斯特地貌地区，蓄水能力低下，不比我国北方土层深厚，储水能力强，土壤水库的作用大。许多地区是山下江河四季长流，山坡上季节性干旱缺水。此外，南方地区抗旱节水植物种植面积小，抗旱节水研究力量比较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