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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接见之后,沈冲当晚带着一堆从内地搜罗的,没什么价值却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和张爱嘉一起,去了魏景蒙的住宅,当晚就住在那里了。

第二天,沈冲在魏景蒙的带领下,去了趟台北大学,把已经炒的热火朝天的“知识经济”又扯了一遍,然后宣布捐赠10uu万给台大的一个教育基金会。

搞完这一切之后,沈冲当天下午就飞回了香港。

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多如牛毛,没工夫在台湾久留。

十月底,沈冲去北京之前,授权汇丰银行帮他收购不少东西,二十多天后,他回到香港的时候,这些东西,大都成为他的产业了,而且价格都很合理。

私人银行业务,虽然收费贵的令人乍舌,但一分钱一分货,这服务质量,真的没话说。

在一堆收购中,最贵的是位于湾仔的那栋七层办公楼,位置不错,楼龄也不长,价值接近一亿港币,不过汇丰银行提供按揭,首付只需uu万,倒也承担的起。

虽说沈冲知道两三年后,香港楼市会大跌,那时候买最合适,但钱好赚,时间可不等人,早点拥有自己的办公楼,可以多于很多事。

比如等办公楼装修好了之后,把《远东经济评论》、《亚州周刊》和《信报财经新闻》的编辑部放在一起,就很方便交流整合……

《亚州周刊》是《远东经济评论》的两个编辑出走之后,自立门户的产物,沈冲准备把他们两个重新整起来,《远东经济评论》继续以英文为主,《亚州周刊》,则改版为中文,把它打造成大中华圈子里最权威的政经新闻杂志,成为中文世界里的《时代》。

沈冲准备用《远东经济评论》用来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活动,《亚州周刊》用来影响两岸三地的政策制定,为香港电影行业保驾护航。

要知道,东南亚虽然是香港电影的传统市场,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香港电影并不友好。

印度尼西亚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实施配额制度,进口电影的配额,从19年的76u部,减少到l978年的100部,使得香港电影基本丧失了这块市场。

新加坡从1976年开始提高了电影进口税,一部香港电影如果在新加坡卖了30万的片花,要交纳10万的税,如果是分账,票房超过一定额度之后,利润的40%要上交。

泰国从1976年开始,进口电影每公尺胶片的税费,从之前的泰铢飙升到30泰铢,而且进口电影的票房,要抽出35%交税,而本土电影,只需要交

马来西亚则规定戏院必须交替放映外来电影和本土电影,外来电影的进口,运输,发行,以及拷贝数量,都受到严格限制。

而台湾和内地一样,有着极为严格的审查制度,有特别多的敏感内容,比如“非正统思想”,“宣扬迷信”,“描述罪恶过程过详”等等,都有可能被禁。

如此种种,让香港电影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而且作为殖民地,香港的政治定位很尴尬,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想要打破这些国家的电影保护制度,只能曲线救国,靠舆论媒体施加压力。

财经杂志看似和电影没什么关系,可是只要沈冲的财富继续堆积,当他富可敌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人物之后,这些杂志,会潜移默化的营造舆论气氛,从而千百倍的放大他的意愿,当市场上有什么风吹草动,比如经济危机的时候,可以轻易的冲垮那些限制香港电影的条条框框。

杂志如电影,报纸如电视台,相辅相成,才能发挥最大威力,所以沈冲还收购了《信报》,这份报纸的定位,就类似《华尔街日报》。

只不过经营媒体这种比较“软”的生意,不能急于求成,杂志的风格定位,编辑的思想意识,记者的招聘培养等等,都需要慢慢去琢磨。

所以沈冲从北京回来后,只做了一件事——给这三家媒体的所有员工加薪,其余的,一切照旧。

除了媒体和办公楼,沈冲还把当初《疯劫》做冲印的那家冲印公司收购了。

电影胶片的冲印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毒废物,如果建一家全新的冲印工厂,除了买地建楼之外,还要考虑环保等问题,非常的麻烦。

把这家公司收购了,一来可以利用原有的废物处理系统,二来那些员工都是熟练工,培训丨起来比新人要快,三来,这家公司的设备虽然老旧,但比内地制片厂那些四五十年代的器材要先进,可以借花献佛,做个人情。

冲印厂的改建,并不需要多操心,英国的p是世界上顶级的电影冲印设备供应商,提供一条龙的服务,可以从无到有的建一家冲印工厂——当然价格也贵的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