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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起了范雨灵。
那个穿着大红色棉袄,上面有金黄色的花,下面穿着绿色的粗布裤子,长得盖着她翠绿色花格子布鞋的范雨灵。短短的头发,扎一个马尾巴小辫子,额前的毛发整整齐齐,小小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圆乎乎的脸蛋,那个白白净净的范雨灵。
1989年的那个光景,当时我还不懂得男女性事和爱情以及其他一些复杂又世俗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玩具,如果非要说我们有玩具,那也全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弹弓,跳方格子,玩方牌,火枪,弹玻璃球,扔口袋等,这些都是文明的游戏。还有捉迷藏,捉迷藏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他们竟然还会玩得十分开心。在新家岭,我们的这个小村,山山沟沟的,破房屋,土坡,就连村头的那棵槐树的中间都可以藏人。(因为中间已经空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年,我们曾经有八个小朋友都没有抱住它,它是新家岭的历史见证,也是新家岭的守护神)所以藏猫猫这种把戏,真的很没劲。倘若你藏起来,随便找个地方,寻找你的那个人会找上半天,甚至有些时候到吃饭时间了他还没有找到。
那是个春天的晌午,有和煦的风儿吹着。那是我第一次玩藏猫猫,也是最后一次。现在感觉也是,人的一生就是在玩藏猫猫的游戏,只是规则发生了变化而已,并且有了道德的约束。我和胡可、黑子、赵奇,还有一群小孩子,只不过现在都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我们是手心对手背的分了组。当然,这样是为了体现公平的游戏原则。黑子的一声“一二开始”我们就飞也似的分散开来。我是被寻找的那一组,和胡可一起。这时他们便在偌大的空间里寻找自己可以安身的地方。
我是不会慌张的,从来不会,至少现在我妈还说油瓶倒了我也不会着急。当时我小跑的顺着坡往上爬,赵奇那个笨蛋藏在碾子底下,不用想象他很快就被发现了,那样的地方,我在《地道战》里就看到过很多,游击队的八路军叔叔从那里爬出来,干掉了好几个日本鬼子。我爬到坡顶上,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顺便还掏出小鸡鸡尿了一泡。我的尿可以射过我的头顶,然后形成一个抛物线,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在黄土中,然后渗入大地母亲的怀抱。对方的人已经开始东跑西跑的到处找被抓的那方了。那群笨蛋,要么在墙角里,要么在碾子下,要么在破房子里,他们根本不会知道我藏在哪里。我尿完那泡尿,在山坡上摘了一只蒲公英,把它举过头顶,然后憋足气,使劲一吹,无数个降落伞就在天空中飞翔起来,在阳光下,浮浮沉沉,打着旋儿。我很惬意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么值得怀念的时光。可惜人生那样的光景太过于短暂,匆匆而逝。就像我考上大学,从坐绿皮火车,在拥挤的人群中夹着沉重的背包挤着找座位,经过一天多的行程跋涉到学院的那一刻,我都历历在目。包括我和杨晓薇、颜梦琳师姐、陈丽静她们和睦相处的3年多,都好像是昨天的事情。
吹蒲公英的时候是会给人很多幻想的。
大一的那个寒假,我又挤着绿皮火车,一如既往的从这个车站到那个车站。我从学院北边的车站上车,人就塞得满满的,像秋天收获时候的玉米棒子,在蒲篮里塞的紧紧地。你可以想象你坐车时的情景,可能你们从来不坐这样的绿皮车,或者你就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甚至可以坐飞机。飞机打折后的票价应该会很便宜,可是我仍旧没有钱。这是一个梦,遥远的梦,就像我想象着某个女明星会给我当老婆一样的梦。
我习惯于在3号车厢。
那里有很多的学生,不过没有美女,美女从来就是坐卧铺的。我从一开始把自己塞进靠窗的17号座,就没有想象过以后还能出来。有两个女孩子坐在对面,她们是在大连下,这趟车的终点。我不是,我在唐山下,至少要比她们早一点。我的旁边坐了一个打工的男人,他的样子古怪,古怪的我无法给你描述:他瘦,皮肤黝黑,全是骨头,或者说全是黝黑的皮,包着他的内脏。我看见他的第一感觉好像我的旁边是站着一棵树,直直的,树皮皴着。他的脸狭长,宽窄和上下那么不成比例,根本没有黄金分割点的优化。甚至他根本就是一块板,细长,在过道里被人群几乎挤碎。他身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汗臭,烟草,酒精,脚气,还有毛孔分泌的液体的味道。这些味道与车厢里泡面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难闻至极。
他一直沉默着。
火车像一匹骏马,在黑夜中,一直向着北边挺进,吞噬着远处的光明。窗子外边,早已灯火阑珊。像星星一样的灯火在飞速的流逝。还好,这节车厢里没有太多的民工和肥胖的大肚子男人,除了我旁边的那块木板。
晚上十点左右,对面两个女孩开始看书,好像是蜡笔小新的漫画,一摞一摞的。那个流氓小孩,简直就是混蛋一个,我如果将来有这么一个孩子,我还不如早把他掐死,免得以后太多的女生遭殃。她们看得津津有味,得意之时还会会心的一笑。一只手不停地在抓着桌子上的薯片吃。她们从一上车嘴就没有停过,饼干,牛奶,巧克力,口香糖。就连卫生纸都用了好几包,心相印的那种,带着香味,我在对面就可以闻到。奢侈,真他妈的浮华,中国还有多少人在贫困线以下呢。
我坐在角落,旁边有一个男生已经呼呼大睡,他靠着座背,嘴巴张的大大的,眼镜挂在鼻尖上,摇摇欲坠。不时还会呵呵地傻笑,他一定在做春梦,要么在意淫。
那张“木板”开始吃东西,他从屁股底下的蛇皮袋子掏出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包着一个褪了瓷的缸子,没有了把儿,一侧黑黑的,盖子已经生锈。上面印着“全国铁路职工纪念一九七七年”,而且那几个字已经被磨得不清,“念”字被磨掉了一大半。他打开盖子,里面有几张饼,就是那种五毛钱一个的油饼。看着颜色不错,黄澄澄的,不过有点硬,应该是很硬,他咬了一口,咀嚼了几下,试图咽下去的时候,细长的脸有些变形。他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上面有红色的血迹和起了皮的白色东西。他舔了好几次,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将它咽了下去。我无法猜想他要去哪里,或者是否回家。此时的车厢里,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挪动,更别说去打水。
一个肥胖的女人,穿着蓝色的制服,围着一块白色的裙子。说是白色的裙子,其实已经发黄了,上面还有分布不均的黑色污团。我无法知道那些黑色的污团到底是什么东西,她从车头到车尾,发黑的围裙要与多少个男男女女接触,别人的脸,胸部,屁股,甚至还有男人的命根。所以我也不敢确定那上面是否有着众多不知名的细菌。因此,我从来不会在这样的绿皮火车上吃东西,哪怕饿得半死。肥胖女人用一个大皮夹子不停地拍打着她推着的车子一侧。
“盒饭盒饭,十块十块啊!”
小车在慢慢的蠕动,比蚯蚓还要慢。
“起来起来,拿起你的包!”
她的声音带着轻蔑,鄙视,不屑,还有轻浮。犯困的那块“木板”抬起头,他的眼皮在打架。
“拿起你的包!听到没有!”肥胖女人踢了他一脚。
“别挡住路。盒饭盒饭啊,最后一次供应,十块了。”那块“木板”本能的站起来,后面过道的人也都呼地站了起来,拿起自己屁股底下的东西。肥胖女人摇摆着她臃肿的屁股,在人群的紧密结合中挤了过去。她的屁股摇摆,像个熟老了的冬瓜。木板在她走后又坐了下来,继续打瞌睡。
我的膀胱开始膨胀起来,有点隐隐作痛,里面的液体使我十分难受。我想上厕所,但是这几乎没有可能,厕所里挤满了人,就连座椅底下都是,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都被合理利用了。我开始怀疑火车上为什么不罚超载,每一车厢定员118个,结果呢,我无法想象我所在的3号车厢到底有多少人,我根本数不清楚,就像卢沟桥上的石狮子,至今也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少只。
我趴在座椅上,脚已经发麻,半天都没有知觉,搓了好久才感觉到温度。看着厕所所在的位置,虽然很近,我就在17号座,但是没有可能过去的。车厢的一侧挂了一幅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提示画,最右面是一个女的,她很漂亮。他们神情自若,向我行着军礼。下面是一行黑体的“请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右面挂着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题词,这幅画已经破旧,泛黄。现在最主要的事情是:我不需要他们给我行军礼,也不必要为人民或者为人民币服务,我要上厕所。我的膀胱开始肿胀起来,我怕自己会得膀胱炎,书上说憋尿的人就会得膀胱炎,男的还会得前列腺炎,前列腺炎还会导致阳痿,早泄,最终就是没救了。我怕,我怕得要命。我的两腿紧夹着我的命根,它有点不由自主地往外溢,就像水龙头底下的盆子,满了就向四周流出来。我用手紧紧握住它,不停地在座椅上乱动。旁边的“眼镜”还没有掉下来,他换了个姿势,继续熟睡。他肯定是属猪的,我敢打赌。
我只有一个念头,把那使人难受的液体排泄出来。对面的两个女生此时已经趴在桌子上熟睡。凌晨一点多,我已经忍受了2个多小时的尿憋,深刻的感觉到自己随时要爆炸,全身像无数只蚂蚁在往上爬,还会不停地打着冷颤。
什么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最终撕去文明的面孔,也许还剩余一丁点文明的掺杂,而论证了这条古训。我不是3岁的孩子,因为孩子可以无拘无束的在人群里尿尿,甚至拉屎,并且招摇着自己还未发育的生殖器官。我只能拿起桌上那瓶还有一半的“脉动”饮料瓶,咕咚咕咚的喝完剩下的水。我要感谢“乐百氏”公司,他们在那个十万火急的时候帮助了我。本来一直想写给他们写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的瓶子在拥挤的火车上给我充当了一次夜壶,只是愁于没有时间。